按照國際劃分標準，目前中國人均GDP已達6700多美元，確實進入到了中等偏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我國已屬于中高收入國家。”日前國家發改委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的一席話，激起千層浪。
4月23日上午，國家發改委就啟動“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表示：“目前，我國人均GDP達到6700多美元，已經屬于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我們的目標是希望通過‘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銀行的標準接近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點，可能就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此言經網絡同步傳播，旋即引發網民熱議。由于消息發布者是權威部門國家發改委，聯系之前的“被中產”、“被幸福”，有網民認為此次是“被中高收入”了。中國是否真的已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成為熱議的話題。
我國確已進中高收入行列：或致國富民窮
中國確已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個判斷沒有問題。”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微博）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按照國際劃分標準，目前中國人均GDP已達6700多美元，確實進入到了中等偏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世界銀行公布的2008年收入分組標準為：人均國民總收入低于97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在976至385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在3856至1190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于1190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2013年，我國GDP達568845億元，人均GDP達6700美元左右。中國確已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但是，人均GDP 6700美元的統計數據和網民的感受并不一致。
網民“莫菸”說：“GDP跟工資有關系嗎？跟物價關系倒是很大，年年歲歲啥都漲，就見工資守陣地。”
網民“銀月63”說：“GDP增長了有什么用啊？現在月CPI增長3%以上，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
質疑并不代表數據就不準確，但現實中不同群體對于經濟發展速度與個人生活質量改善之間的感受并不相同。
“人均GDP 水平只是說明國家的相對富裕程度，而國家的富裕狀況并不必然帶來所有居民的富裕。也就是說，人均GDP收入中等偏高并不意味著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肯定到了中等偏高的水平。這兩者之間是緊密聯系的，但如果處理不好，‘國富民窮’或居民人均收入雖較高但居民內部收入很不平衡的狀況也會存在。”蘇海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紓解貧富不均，年內或出臺新政
收入分配不公是導致我國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根本原因。
在國際上，基尼系數是用來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一個綜合指標，在0和1之間。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數據，2013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按國際標準，基尼系數小于0.2時，被認為收入過于平均，0.2~0.3之間時較為平均，0.3~0.4之間時比較合理，0.4~0.5時差距過大，大于0.5時差距懸殊。0.4一般被國際公認為收入差距的警戒線。
針對0.473的基尼系數，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曾表示，我國0.473的基尼系數與部分專家和世界銀行的計算結果比較一致，總體上符合我國國情。他同時并不諱言，按照國際標準，基尼系數0.4以上就表明我國的收入分配還存在很大改進余地。
如何改進？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切實的改革措施，當數去年2月出臺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意見》要求把“提低、控高、擴中”作為主線，針對目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包括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等，提出了改革的四大目標：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倍增、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收入分配秩序明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趨于合理。
外界認為，這其中最難的應該就是“控高”，即限制國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對此，《意見》表示，將限制行政人員、國企高管薪酬水平，嚴控職務消費，同時提高央企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然而針對國企高管“限薪”問題，今年兩會上，連財政部部長樓繼偉都發出了“國企負責人薪酬改革挺難”的感慨。
樓繼偉說，國企“去行政化”后，國企領導人就是職業經理人。如果按照職業經理人，現在國企的薪酬是偏低的；如果按照行政官員，他們是偏高的，“我想這事兒挺難，我一邊學三中全會，一邊挺為國資委發愁的，他們牽頭，怎么搞？”
《意見》在業內人士看來，“仍是一個框架性的東西，并沒有回答所有問題。但無論如何，從2004年啟動拖延8年未獲通過，到了2013年初終于出臺，畢竟是出臺了。” 與諸多改革相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涉及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是極其復雜、敏感的重大改革。
要真正解決收入分配改革中的諸多難題，業內寄希望于收入分配的配套改革方案盡快出臺。
據《中國經濟周刊》獨家獲悉，《意見》出臺時逾一年后，目前人社部正根據《意見》的精神，進一步補充完善相關配套政策，目的是把已制定的政策落實好。“一些具體的操作性文件正在研究和制定當中，預計年內或對外公開。”
蘇海南建議，目前要充分利用中國已經進入到中等偏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加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相關方面的改革，加快解決我國在收入分配領域里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從而使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惠及全國人民，更好地落實體現中央反復強調的共同富裕的目標。
“十三五”后接近高收入國家行列？
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中國一直屬于低收入國家行列；其后開始步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經過多年努力，又從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變成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而達到高收入國家并非遙遠的夢。在4月23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司長徐林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希望通過‘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銀行的標準接近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點，可能就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蘇海南向《中國經濟周刊》強調，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并不等于居民人人高收入，兩者雖有聯系，但又不是相等的關系，“別把國家進入高收入行列，簡單認為老百姓就會一個個富得流油。國家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及其分配格局是否合理是不同的概念。”
中國剛剛告別低收入階段，剛進入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袁鋼明通過《中國經濟周刊》提醒：在追求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同時，也要提防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2012年世界銀行發表的《中國2030》展望指出，在過去50年間，只有13個國家或地區成功地從中等收入經濟體晉級為高收入經濟體。這也就意味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事實上相當高。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與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密切相關。袁鋼明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跟經濟結構沒有及時轉型相關外，更主要的是社會資源被越來越多地控制在少數利益集團手中，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甚至一些國家還由于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矛盾。“這也正是它們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重要原因。”
既然很多國家在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或者進入中等水平以后，都出現了經濟停滯，中國該如何規避？
“我們目前正處于經濟增速的調整期，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還沒有遠去，在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縮小貧富差距、邁過中等收入陷阱，任務依然艱巨。”袁鋼明說。
在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主任樊綱看來，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過大。“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一部分人已進入到高收入階層，但大多數人還是低收入階層，這時收入差距特別明顯，甚至會繼續擴大。”
接受采訪的專家不約而同地將“縮小收入差距”作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殺手锏，這也跟我國的大政方針一脈相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努力縮小收入差距”。
“最重要的是要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一定要解決好城鄉發展差距。”袁鋼明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現在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就是要讓農村也能夠實現和城市一樣的發展水平，改變現在農村收入整體上只有城市收入三分之一的不合理狀態。另外，農村的人口占比很高，達到人口數的60%多，所以改變不合理的人群差距是最重要的。
此外，袁鋼明建議，還要改變不合理的地區差距，要盡快把中西部地區發展起來，解決更多人群、更大規模、更廣范圍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