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葛市第三糧油供應站(以下簡稱糧油供應站)于1998年4月23日在鄭州鐵路分局長葛站托運玉米五車，貨票記載到站為杭州鐵路分局寧波北站，貨物重量及計費重量均為61噸，每車玉米670件，每車運雜費5435?51元，五張領貨憑證的收貨人均是張巖(河南省糧食貿易公司工作人員)。隨后，糧油供應站依收貨人張巖的要求，將五張領貨憑證郵寄給在寧波市良茂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良茂公司)任經理的同學薛飛。承運當日，糧油供應站向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河南長葛市支公司貨運險長葛市代理處投保貨物運輸綜合險，被保險人為張巖，投保金額30萬元，交納保險費1200元。同年4月28日、5月1日、5月2日，五車玉米到達寧波北站后，該站依據寧波市人民政府下發的市政(1988)55號文件批轉的《關于寧波鐵路北站貨物疏運暫行規定》，將五車玉米交寧波鐵路北站客貨運輸服務公司，該服務公司在上述日期內又將五車玉米交于寧波市汽車運輸總公司。1998年5月7日，良茂公司向寧波北站出具介紹劉孝君提貨的介紹信，從寧波市汽車運輸總公司將五車玉米提走。1999年4月7日，糧油供應站到寧波北站查詢時，寧波北站貨運安全室阮時平向其出具了“請客貨運輸服務公司查交付情況，共五車”的字據。1999年4月16日，收貨人張巖向糧油供應站出具證明稱：至今未收到這五車玉米，未給任何單位、任何人出具有關身份證件。　　1999年4月26日，糧油供應站向鄭州鐵路運輸法院提起訴訟，稱：被告所屬寧波北站在未見到領貨憑證及張巖身份證明情況下，將爭議貨物讓與其沒有關系的“寧波鐵路北站客貨運輸服務公司”提走，致使貨款無法收回。請求判令被告賠償貨款及包裝費損失43.3萬元，賠償運費及保險費用67881.60元，賠償追索貨款支出的差旅費5000元。　　被告杭州鐵路分局答辯稱：原告是于1998年4月23日托運的貨物，寧波北站至次月2日先后將貨物交付給持領貨憑證的收貨人，已交付完畢。原告于1999年4月7日才來人查詢貨物，已超過《鐵路貨物運輸合同實施細則》第二十二條、《鐵路貨物運輸規程》第五十四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所規定的索賠時效，喪失了實體請求權，應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貨物運單是鐵路貨物運輸合同的主要形式，故《鐵路貨物運輸規程》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貨物到站應向貨物運單內記載的收貨人交付。本件貨物運單記載的收貨人為良茂公司，又有良茂公司的介紹信及有關領貨憑證，故對持證人辦理了交付，此不構成誤交付。因按貨規規定已將貨物運單隨貨交給了收貨人，現已無法取證。但根據編組記錄、卸貨記錄、發站回函，均能證明貨物運單載明的收貨人是良茂公司;特別是良茂公司提貨時出具了與五車貨物票號、車號相符的領貨憑證，表明原告已將領貨憑證即領貨權利交給了良茂公司，良茂公司是真正的收貨人。原告因發貨后未收到貨款，欲將商業風險轉嫁給已履行正常交付義務的鐵路運輸企業，不符合《民法通則》的公平原則。　　【審判】　　鄭州鐵路運輸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按鐵路運輸的規定填寫了運單，提交了所運貨物，交納了運雜費，與鐵路運輸企業建立了貨物運輸合同法律關系，應受法律保護。被告未按貨票和領貨憑證記載的收貨人交付，屬于誤交付。被告辯稱五車玉米運單記載的收貨人是良茂公司，卻又提供不出該運單，應負舉證不能的責任。誤交付行為發生后，被告未編制貨運記錄。原告于1999年4月7日到北站查找貨物時得知誤交付，至同月26日向法院起訴，不超過《鐵路貨物運輸合同實施細則》關于承運人同托運人或收貨人相互間要求賠償的時效期限180日的規定。除去丟失的1件貨物不屬于到達站的責任外，被告應賠償原告五車玉米款379916?56元、運雜費26677?55元、貨物運輸保險費1200元。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的包裝費及其他費用因缺乏證據不予認定，其主張的差旅費因不屬于貨物運輸規定賠償的范圍，亦不予保護。依照《鐵路貨物運輸規程》第三十四條、第五十六條第三款，《鐵路貨物運輸合同實施細則》第九條第三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的規定，該院于XX年1月31日判決如下：　　一、被告杭州鐵路分局賠償原告糧油供應站玉米款、運雜費、運輸保險費407794.11元。　　二、駁回原告糧油供應站關于運輸玉米包裝費、利息及差旅費的訴訟請求。　　杭州鐵路分局不服判決，提出上訴，稱：1?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1)被上訴人對領貨人張巖未如期提到貨早已“知道”，其訴狀中的表述即是明證。拖了近一年的時間因貨款未收回而到寧波北站查找該批貨物由誰提走，原判關于被上訴人在時效內不知權利被侵害的事實認定，顯然不能成立。(2)《鐵路貨物運輸規程》第五十四條第一項、《鐵路貨物運輸合同實施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第二項對賠償時效期限起算均有規定，且其內容經國家公布，明示于眾，作為合同當事人的被上訴人“應當知道”。被上訴人未在已知的法定索賠期限內向上訴人主張權利，其實體權利已經喪失。2?原判適用法律不當。3?本案不構成誤交付。上訴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按貨物運單記載的書證，均記載本案所涉貨物的收貨人是良茂公司，交付時已按《鐵路貨物運輸規程》三十四條規定辦理，貨、單一并交付給了運單記載的收貨人。4?上訴人企業已依法分立，原所屬寧波北站已移交蕭甬鐵路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蕭甬公司)，上訴人現已非本案訴訟主體。請求二審法院裁定變更蕭甬公司為本案訴訟主體，依法改判上訴人在本案中不承擔賠償責任。　　被上訴人糧油供應站答辯稱：其是在張巖明確答復未收到貨后前往寧波北站追查時才知道張巖確未收到貨。從1999年4月7日寧波北站書面同意查詢至我方起訴未超過六個月，未喪失追償權。鐵路貨物運輸中運單、貨票和領貨憑證所記載的收貨人是相互吻合的，未經發貨人同意，他人無權變更。上訴人稱運單記載的收貨人是良茂公司，但又不能提供運單，所羅列的編組記錄、卸車記錄及貨運記錄，都不能和貨票、領貨憑證對抗，應負舉證不能的責任。　　一審判決正確。　　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經審理還查明：1998年4月24日，糧油供應站作為供方與需方良茂公司簽訂了供貨合同，約定品種玉米，以實收數為準;供方貨到需方寧波北站后十日內一次性付清貨款，價格、數量以雙方協商后需方電報為準。1998年5月4日上午，良茂公司收到糧油供應站吳金剛發來的傳真件，內容是五車玉米的車號。1998年5月15日，良茂公司以匯票方式給吳金剛匯款16萬元。另上訴人提交的編組記錄、卸車記錄上記載的收貨人是良茂公司。 　　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鐵路運輸合同糾紛，當事人向鐵路運輸企業要求賠償的請求權，時效期間應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適用180日的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的規定，訴訟時效期間應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　　糧油供應站于1998年4月23日辦理托運五車玉米，隨后將領貨憑證寄給良茂公司經理薛飛，5月4日良茂公司收到糧油供應站發來的關于五車玉米車號的傳真件，5月7日良茂公司從到站將五車玉米提走，5月15日糧油供應站收到良茂公司給付的部分玉米款16萬元，此時糧油供應站就應當知道所托運的玉米不是由領貨人張巖領走，糧油供應站即應在自此時起180日內向鐵路運輸企業請求賠償。但糧油供應站于1999年4月26日才向法院起訴主張權利，顯然已超過了訴訟時效期間。故上訴人關于本案已過訴訟時效的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訴人關于其現已非本案訴訟主體的上訴理由，因上訴人未當庭舉證，故不予審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第一款，《鐵路貨物運輸合同實施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該院于XX年9月1日終審判決如下：　　一、撤銷鄭州鐵路運輸法院一審民事判決。　　二、駁回被上訴人糧油供應站的訴訟請求。　　【評析】　　處理本案的關鍵問題在于原告起訴是否超過訴訟時效。如果超過訴訟時效，一切賠償都無從談起。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托運人向鐵路運輸企業的索賠時效為180天，但訴訟時效如何起算，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種意見認為應自運到期限屆滿后第30日起算;第二種意見認為應自鐵路企業交給貨運記錄的次日起算;第三種意見認為應自原告向到站查詢得知誤交付時起算;第四種意見認為應自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算。第二種意見明顯不妥。因為本案情況特殊，承運人一直未編制貨運記錄，當然不存在交給貨運記錄的事實，所以不能以交給貨運記錄的次日作為起算日期。第三種意見也不妥，因為從本案情況看，托運人并非在查詢時才得知誤交付。第一種意見的不妥之處在于其引用的自第30日起算，是司法解釋對于承運中的貨物發生損失或逾期的一般規定，并非對誤交付的專門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法交(1993)14號《關于運輸貨物誤交付法律責任問題的復函》中明確指出：“承運人應編制而未編制貨運記錄交給收貨人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訴訟時效從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算。”因此，第四種意見是正確的。原告作為托運人與良茂公司簽訂了供貨合同，后又將車號告知，隨后又收到良茂公司的匯款。在其于5月15日收到良茂公司的匯款時就應當知道貨物已被良茂公司領走，其權利被侵犯。所以，以此時間作為起算日期，是恰當的。　　被告能否構成誤交付也是處理本案的一個難點問題。被告向法庭提交了多份按貨物運單記載的書證，如編組記錄、卸車記錄，這些記錄均記載貨物的收貨人是良茂公司。但是，領貨憑證上顯示的收貨人是張巖。根據《鐵路法》的規定，應以貨物運單記載的收貨人為準，但雙方都不能舉出貨物運單。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判定哪個證據效力更高。通常來講，領貨憑證與貨物運單是一致的，并且在發站經過承運人的檢查，在效力上高于編組記錄、卸車記錄。但難點在于，本該托運人舉證的貨物運單，其未舉證，卻只舉證了領貨憑證，給法院認定事實帶來了難度。　　責任編輯按：　　在本案中，原告托運的五車玉米，從其與案外人良茂公司簽訂有玉米的供貨合同、合同約定的到站為寧波北站、1998年5月4日原告向良茂公司傳真五車玉米的車號、此后收到良茂公司的部分貨款以及原告依領貨憑證上收貨人張巖的要求將五張領貨憑證寄給良茂公司的經理薛飛這些事實來看，實際是為了履行與良茂公司的供貨合同中其作為供方的交貨義務。在其已實際收到良茂公司給付的部分貨款時，無論是貨物運單，還是領貨憑證均已失去了主張提貨權利的效力，且表明其從此時起應知其權利(全部貨款的差額)受到侵害。也就是說，無論貨物運單、領貨憑證上的收貨人記載為誰，只要托運人(發貨人)與真正的實際收貨人，也即托運人作為合同供方與合同需方之間發生托運的貨物交付的有關指示和實際結算關系，就應該認為托運人已放棄了憑貨物運單向承運人主張誤交付的權利。特別是在本案這種情況下，作為托運人的原告的有關行為，實際上已成為作為到站的被告向良茂公司交付貨物的基本原因。因此，在原告自己十分明確真正收貨人是誰，且又在真正收貨人提取貨物中起了幫助作用，并接受了真正收貨人的合同部分對價的履行情況下，原告就尚未收到的部分貨款向到站的被告主張權利，應屬轉嫁商業風險的行為，是不符合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的，原告只應當向其合同需方主張供貨合同下的權利，不能再依運輸合同主張其作為托運人的權利。從上述意義和本案事實上認定，被告向良茂公司交付貨物的行為是構不成誤交付的。故而既便原告依運輸合同享有的追索時效尚未超過，其訴訟請求也是應當被駁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