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的根源在于創新不足
添加時間：2017-11-28 16: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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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中，中國是較少公布產能利用率的國家，這使人們雖然猜測中國經濟面臨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卻難以確切測定分行業分時期產能利用率狀況，更難以及時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議。
我們曾仔細研究了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產能利用率及相關因素。結果顯示：一是工業增加值與PPI對產能利用率變化的影響是關鍵性的，工業增加值代表數量，而PPI則代表價格。這一點在中國也不例外。二是間接測量產能利用率的指標包括，工業生產、訂單、產銷率、工業品價格、利潤率、虧損面等。三是美國的經驗表明，產能利用率的波動主要受需求的影響，而非供給的影響。例如2009-2010年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曾使產能利用率得以短暫回升。因此我們可以從需求角度來估算產能利用率。
依據上述思路，我們可以整理計算出，從國際經驗看，產能利用率在81-82%之間是衡量工業產能是否過剩的臨街點，75%以下表明產能過剩嚴重，高于85%表示產能不足。截至目前，歐美的產能去化進程并未結束，仍然需要至少3-5年的時間。當下美國國內需求的強勁上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或掩蓋了產能過剩的狀況。
就整體而言，我國工業產能過剩的程度并不十分嚴重。估測結果顯示，一是中國工業企業利潤率、盈利增速的走勢基本一致；二是2013以來，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約為78%-79%，顯示產能整體過剩，但并不十分嚴重。
就結構而言，我國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其中，電解鋁、電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鋼、風電設備、光伏、造船，產能利用率低于70%，電解鋁、光伏兩個行業可能低于60%。產能利用屬于正常水平的行業有：煤炭、發電，產能利用率高于85%。產能利用狀況最好的行業是汽車，目前產能利用率超過95%。中國產能過剩的總體狀況是：整體情況好于市場傳言，結構問題甚于整體問題。
我們傾向于認為，中國經濟在2018年之前將持續受到產能過剩的困擾。產能去化的進程有一系列棘手問題：一是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是否持續擴張，產能過剩在很大長度上，是中國現行的稅制，使地方政府有擴張產能，從生產和流轉環節獲得稅收資源的沖動。地方國企需要較為劇烈的兼并重組，甚至市場退出。二是央企以持續的加杠桿不斷擴張，也是產能利用率不高的原因，這從表象上可以歸結為央企在要素資源的獲得上，在市場準入上的行政優勢，其根本仍然在于政府尚未能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采取競爭中立的姿態。三是產能去化依賴純粹的市場手段難以實現，例如巨型鋼鐵企業產能過剩的同時，以“廢鋼＋電爐＋污染”的小鋼廠在基層政府的縱容下，反而可能卷土重來。淘汰落后產能需要行政和市場力量的并舉。
中國甚至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產能過剩，都揭示出全球創新活力的不足。幾乎所有的投資者都愿意投入收益豐厚和產能不足的行業，而不是相反，但在現實世界中創新匱乏使得這樣的行業過于稀缺。創新的浪潮從大到小，大致可分為核心價值觀和文化認同的創新→制度創新→經濟理念創新→系統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品牌和營銷創新→加工制造創新。所謂核心價值觀和文化認同創新，決定了創新的源泉，人類文明至今，創新源泉并不豐裕，例如古希臘羅馬，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歐洲及其周邊不斷復制其文明自身，帶來創新的傳播。在此之下，衍生出制度創新，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創新。例如11屆3中全會的創新性在于打破了僵化的價值觀，然后才能經濟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此后是理念創新，理念創新是在制度許可的環境下，一場真正的頭腦風暴，例如基于軍事需求而重發的互聯網理念。在此理念下，才出現了覆蓋服務器、路由器、骨干網、終端和軟件等子系統和具體產品。產品創新往往先于技術創新并受制于技術創新。而加工制造環節的創新，則已處于創新的末端。在滿足一定質量要求的前提下，將加工制造成本減削至極限低，是中國企業的優勢創新能力。但這不足以支撐產品創新或系統創新。
為什么創新在中國如此稀缺？在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者對該問題的回答是：人、財、物。無非是人才匱乏，尤其是頂尖人才缺乏；資金不足，尤其是研發投入不足；實驗條件不足，缺乏國際頂尖的實驗室和設備。30多年之后的中國，資金投入不是問題，建立設備頂尖的實驗室不是問題，吸收國際精英人才也不是問題，甚至還有各種國家創新計劃。但創新，甚至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創新都仍然活力不足。這就令我們反思，中國的創新體系到底因何而失靈？
由是觀之，產能過剩折射出創新不足，在中國則尤其如此。在價值觀、制度和理念不變的枷鎖下，尋求國家創新體系可能是徒勞無益的。創新并不僅僅是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的靈感，而在于有無需要和培育這些創新靈感的土壤。11屆3中全會的歷史功績在于其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這種解放的導火索源自當時中國圍繞實踐是否是檢驗真理的大討論。
